用人性的勾鎖打撈沉沒歷史

    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講述一九四二年載有英國戰俘的里斯本丸號貨船，被美軍潛艇魚雷擊中沉船的事件。導演方勵以近乎考古學家的執着，將這段發生於中國舟山海域的歷史重新帶回了公眾視野，以冷靜深刻又不乏人文關懷的語調，將這場被遺忘的悲劇娓娓道來。

    一九四一年，駐守香港的幾千名英國士兵與日軍鏖戰十七天後被迫投降。次年，日軍將一千八百三十四名英軍戰俘押上改裝貨輪“里斯本丸”號，從香港運往日本。慣常玩弄“白衣渡江”戲碼的日軍未在船上懸掛戰俘標誌，因而該船在途經浙江東極島海域時遭美軍潛艇魚雷擊中。日軍棄船時封鎖戰俘艙門，試圖任其與船同沉。而後又在戰俘破艙自救時開火，試圖射殺證人掩蓋事實。

    危難之際，中國漁民冒死救援，靠舢舨撈起三百八十四人。儘管如此，仍有八百餘人葬身海底。影片以“三幕式悲劇”結構重現這一事件：第一幕是戰俘被押入環境極其惡劣的船艙底部，第二幕是船體受擊傾覆時戰俘們的勇敢自救，第三幕是在冰冷海水和日軍槍彈雙重夾擊的絕境中被中國漁民所救。

    導演並未滿足於單一視角的敘事還原，而是透過對英、日、美、中四方的歷史檔案與當代訪談的剪輯，構建出一場跨越空間的“當面”對質。而在這四方敘事中，英、美、中三方對事件的態度雖因立場差異呈現不同表現，但都直面歷史；反觀日方的表述，似乎始終逃避其歷史責任。電影中，一名日軍船員之子坦言，父親生前從未提及此事，“彷彿那段航程從未存在”；面對方勵“日軍不但未將戰俘撤出反而釘死船艙”之問時，日本學者卻以“保護戰俘安全”與“防止戰俘逃跑”兩項原則有衝突為由含糊其辭。兩相比較之中，形成了一種絕妙的戲劇衝突。

    方勵的身份本身是一則傳奇。作為地球物理學家與海洋技術專家，他以科研般的嚴謹投入電影創作：他率團隊勘測沉船殘骸，又跨國追蹤檔案、尋訪倖存者後代。這種科學家般的執着，賦予電影一種獨特的紀實質感，也正是這種克制的鋪陳，讓觀眾能更真切地觸摸到歷史的肌理。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他以藝術家般豐富的情感對待當事人及其後代，在聽到二等兵理查給五歲弟弟的絕筆信時，當他目睹倖存者後代撫摸父親遺物情不自禁顫抖時，這位導演數次哽咽，令人動容。而在影片的背後，方勵為了完成紀錄片的拍攝，更是展現出一種“殉道者”式的悲壯。在專案初期，投資方因為其題材敏感、商業回報不明而紛紛撤資。方勵抵押房產、變賣資產，自掏腰包投入近億元，在拍攝期間負債纍纍。他戲稱自己“傾家蕩產”，但堅持“歷史不能用錢衡量”。

    當人們面對戰爭時，很難不沉迷於宏大敘事，將其中的參與者抽象為冰冷的統計數字。《里斯本丸沉沒》卻將鏡頭對準每一個數字背後的靈魂。影片中多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有一個細節是三號船艙全體炮兵為了延緩整艘船的下沉速度而徹夜泵水，然而唯一逃生的木梯因不堪重負而斷裂，三號艙兩百餘人失去生還的可能。在如此絕望的時刻，船艙內的炮兵們唱起了《蒂珀雷里在遠方》(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此刻的震撼令人不禁聯想起《鐵達尼號》中在船沉沒時演奏的樂隊。另一個細節是來自採訪倖存者後代的轉述，戰爭的創傷不會隨着戰爭結束而消失，而宛如夢魘，終其一生可能都難以逃脫：有人夢中像乞求般囈語日語“水”，有人蜷縮桌下進食。還有一個細節來自於對中國漁民後代的採訪，當時救人的一位漁民，他十三歲時父親因為海難永遠地無法歸還，十五歲時遇到這些英國兵落水，便奮不顧身地前去營救，宛如一次宿命的輪迴。這些細節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人性在極端情境下的多面性：戰俘的韌性、日軍的殘暴、漁民的無私交織成一首苦難與救贖的交響樂。尤其當鏡頭掃過倖存者後代珍藏的書信、泛黃的全家福，個體記憶的碎片終於拼湊出歷史的全貌。

    《里斯本丸沉沒》的價值，不僅在於打撈一段沉沒的歷史，更在於它為當代提供了一面鏡子。當世界仍充斥衝突與對立，這部電影提醒我們，真正的英雄主義，未必是戰場上的廝殺，也可能是平凡人的淳樸善意。正如東極島漁民的舢舨穿過槍林彈雨，歷史的真相亦需穿越偏見與遺忘的巨浪。方勵以“理想主義者的傾家蕩產”，點亮了一座燈塔，讓它照向過去，更照亮未來。

    言    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