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吉甫允

    陳懷萱

    讀清人書法絕句

    孰謂能安社稷臣，存亡繼絕挽黎民。

    包胥一哭為宗主，不道蒼生恥帝秦。

    升允，多羅特氏，字吉甫，號素庵，蒙古鑲黃旗人。光緒八年舉人，清末封疆大吏。遜帝溥儀著《我的前半生》，謂申包胥有四，升允其一焉，餘者肅親王善耆、恭忠親王嫡孫溥偉、軍機大臣鐵良，或為貴胄，或為巨公，獨吉甫為藩鎮。當其卒也，其餘黨鐵良以“辛亥之亂，第一忠臣”輓之，則可稽諸事實。先是，由吏部候補主事考授譯署章京，充使俄參贊，陝西督糧道，歷任甘肅、山西、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察哈爾都統，官至陝甘總督。葉昌熾論當時封圻，張之洞以學問見推，袁世凱以幹略自負，然皆為亂世之能臣，能安社稷之臣，非升允無足以當之云云。西山逸士溥儒，恭親王孫也，為升允東床，撰升允《神道碑》，謂其清嚴亮直，明主敬焉。“武侯盡瘁，天道可知。申胥空還，臣力盡矣。”乃以諸葛武侯為比，殊屬不倫不類，唯包胥哭秦庭差似之耳。居官廉直，不避權威，綆直敢言。當授陝西督糧道，節省道倉浮費，羨金歸公，每年報效銀四萬兩，以此開辦旗屯，此其廉也。光緒三十年，慈禧七旬聖壽，慶親王奕劻領軍機，先期命各省督撫獻金以祝，獨陝西巡撫升允抗疏止之，因改察哈爾都統，此其直也。光緒庚子之役，以山西按察使統領陝西威武新軍人衛京師，在紫荊關與洋人接仗，升允致仲綱姻五弟手劄敘戰況云：“關雖失守，殺傷亦尚相當，並擊斃洋統領一員，稍吐惡氣。兄左右肩畔槍子飛過如蝗，竟未陣亡，不知是幸是不幸也。洋兵經此一戰，竟不過關，豈亦有戒心耶。”不獨廉與直，是尚且勇也。曾任外務，曾使域外，留心新政，官地方先後創辦陝西大學堂、甘肅省速成師範學堂、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興辦實業。然屢諫止籌備立憲，以為國之弊，在人而不在法。宣統元年五月，再次疏陳立憲利弊新政之害，自請罷免。允之。乃辛亥首義作，朝命起復為陝西巡撫，率甘軍東進，連下十餘城，已逼近西安，旋退位詔下，甘軍聞知，遂與革命軍停戰，升允不得已罷兵。此後結納宗社黨人，往來天津、大連、青島之間。丁巳復辟，授大學士，未赴。民國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於天津租界病卒，遜帝溥儀贈諡文忠。當日有激忿於袁項城竊國政者，陰謀恢復，升允間關萬里，足跡漠北塞外，謀於俄蒙，東渡日本，求援於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內外活動尤力，至有俄蒙借兵、日本借力、德國借款之舉，以為“盜賊人室，呼鄰里操戈而逐之，夫何嫌焉”，“且夫華夷之辨，非疆域為之限也。”又自解謂“不割我土地，力之所能者以為酬謝，斷不至貽中國無窮之累如袁世凱者，實授人以瓜分之柄者。”是亦以五十步笑百步耳。惟當時皆無所遇，憔悴以終，使其有一事以成之，必致無窮後患，其為滿清忠臣，乃為國家罪人矣。升允有《自述》詩：“我本插漢一老胡，雲龍際會來燕都。身受國恩歷七代，休戚與共無相渝。自讀儒書服儒服，漸忘邊外牛羊牧。美食鮮衣日不足，非復北來古風俗。單于猶是有君臣，中華乃為化外人。王者跡熄匹夫責，吾欲藉此明彝倫。嗚呼禮樂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豈得已。”自謂讀儒書服儒服，罔顧天下百姓福祉，乃引外力圖一族一姓之私而僭稱為明彝倫者，吾無取焉，況復為社稷耶。此升允行楷書七言聯，“閉戶著書多歲月；揮毫落紙如雲煙”，意態悠閒，使其辛亥之後不預政事，以著書揮毫終歲，身後之名，或可保存。則人臣進退出處之間，輒關係一生榮辱，豈能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