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眼中的咖啡館與作家筆下的茶館

    耶魯大學史學家考溫在探討咖啡館功能的文章中介紹說，一六五○年，猶太人雅各在牛津開設了英國第一家咖啡館。兩年後，從土耳其來到英國的希臘人巴塞卡 · 羅傑也在倫敦開設了一家咖啡館。羅傑的店開在倫敦塔西北邊的證券交易所附近，地理位置優越，很多在交易所內無法獲得的情報都可以在咖啡館內獲得。

    依照當時的消費水平，茶葉、咖啡、巧克力牛奶等多種外來飲品，都已成為民眾中富裕階層的一般消費品。只要付一便士買杯咖啡，就可以在店內閱讀報紙雜誌、分享情報、交流討論，咖啡館也因此獲得了“便士大學”的稱號。這一生財之道被迅速效仿，英國各地的咖啡館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咖啡館正是公共領域的具象體現。十八世紀的歐洲咖啡館中流傳着這樣的歌謠：“人們各懷意見來到咖啡館，難道不該自由討論嗎？”咖啡店的老闆最常被問道的問題就是“最近有什麼新聞”。主理政務的官員們非常清楚咖啡館的影響力，甚至有些官員會主動利用咖啡館傳遞資訊來達到個人目的。私人創辦的報紙也借助咖啡館這一平台發展壯大，包括丹尼爾 · 笛福的《評論》，理查 · 斯蒂爾和約瑟夫 · 艾迪生的《閒談者》和《旁觀者》。後者於一七一一年三月創刊，每日一刊，日銷份數有時甚至高達三千到四千份。他們所開創的公共領域在後來的發展中日臻完善。一七一三年，斯蒂爾和約艾迪生創辦了著名的《衛報》。

    成都才子李劼人筆下的茶館，頗有點十八世紀歐洲咖啡館的風味。民國時期的茶館作為中下等人家休息場所，是最市井的公共空間，來者可以提高嗓子，無拘無束暢談。一眾茶客裡，有熱了打赤膊的，有剃頭的，有修腳的。坐在茶館裡，既可以消遣時光，又可以聽新聞，廣見識，比呆坐無聊之家中強多了。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