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皆付笑談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美國,知性生活與公共生活有着密切聯繫。以文化氛圍較東部薄弱的西部地區為例,幾乎所有城鎮都有自己的思想或學術交流場所,稍大些的城鎮還往往設有較正規的文理研究院,居民們日常討論的話題之一則是當時流行的科學和文學出版物。 美國作家豪威爾斯在談到其父位於俄亥俄州的印刷所時,回憶說,那裡總有說不盡的話題,不僅僅是彼此開玩笑,更多的是關於文學方面的討論,還會就一些作家展開爭論。很多人都是這些作家的讀者,他們喜歡背對火爐,爭相議論霍爾默斯和愛倫坡,狄更斯和莎士比亞。任何在美國東部產生影響的作家,很快即會名聞西部地區的小村莊。 豪威爾斯父親的這個鄉鎮印刷所,很顯然不僅是工作場所,也是一個類似酒店、茶舖的公共空間。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也有一個火爐,主要用於煮水溫酒。短衣幫站在櫃檯邊喝酒,議論些家長裡短與各處傳言,交流是交流了,卻沒什麼長進。 王潤華認為,魯迅喜歡把舊中國的社會及其群眾濃縮成一間酒店,《孔乙己》的故事發生在魯鎮裡的咸亨酒店。《呐喊》裡的《明天》也發生在魯鎮,小說中的人物常去喝酒的地方也叫咸亨酒店。酒客中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包括掌櫃的都是些無賴之流,不是想調戲婦女,就是騙錢混飯。 同樣是公共空間,酒店、茶舖除了交往功能,還有調解功能。老舍的《茶館》裡,張宅、李宅爭一隻家鴿,就要找地痞黃胖子來茶館調解糾紛。王朔的《動物兇猛》裡,則是在莫斯科餐廳喝啤酒,慶祝械鬥雙方的和解。在李劼人筆下,成都的茶舖有時也是評理的場所。這說明,人類在私人生活與“搵三餐”的工作之外,需要公共空間,幾個朋友,一壺茶,隨性聊幾句,世事如棋,皆付笑談。 龔 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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