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在菲林上的友誼

    戰爭時期的友誼，尤其是不同陣營之間的友誼，格外令人動容。縱使命運未卜，甚至能預示到你死我活的下場，只要有共同珍視的事物，把雙方連在一起，往往彰顯出人性純粹美好的一面。

    二戰末期，羅馬被同盟軍佔領，羅馬電影城則成了盟軍駐紮的基地，盟軍在此拍攝新聞紀錄片，記錄佔領的過程。那年頭，羅馬物資短缺，百廢待興，連日後成為新寫實主義開山之作的《不設防城市》，當年拍攝也不順遂，苦無電影菲林可用。一位從拍攝場地趕來尋找菲林的羅馬少年，在電影城遇見一位人品很好的盟國軍人，兩人成為朋友。這位軍人更鋌而走險，竄改帳簿，將未用過的菲林，當成已使用的菲林，偷偷“丟棄”給他這位正在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電影中當學徒的新朋友。毫不誇張地說，這份由電影牽線的人情，在意大利最艱困的時期，助推了新寫實主義電影運動的誕生。

    戰爭的硝煙逐漸散去，歐陸電影的盛世也隨之降臨，大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勢頭。這位來自瑞典的盟軍士兵，也漸漸成長為歐洲其中一位最好的電影攝影師，更是瑞典名導英瑪 · 褒曼(Ingmar Bergman)的御用攝影師，他的名字叫Sven Nykvist。當被問起那段意大利歲月時，Sven Nykvist回味無窮，仍記得那位熱愛電影的少年，以及他如何在彼此相遇（當年不知道對方名字）數十年後，才偶然地在活地阿倫的晚宴上，認出那位昔日的逐夢少年、今日的大師，多年來為安東尼奧尼、貝托洛奇和活地阿倫等名導的多部作品掌鏡的Carlo Di Palma。兩位攝影大師惺惺相惜，這段短暫的戰時友誼，成了傳頌多年的影壇佳話。

    電影，和其它偉大的藝術一樣，能跨越不同民族與階層，無視政權更迭，築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橋樑。

    古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