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燈

    葵城醫院的燈光總是與眾不同。在M城這座最難定義的城市，燈光可以是溫馨暖心的，可以是熾熱跋扈的，可以是嫵媚妖冶，但在葵城醫院，它只能內斂陰柔，還混雜些許惴惴不安。

    然而這一切，她都看不見。她尚存的，只有嗅覺和觸覺。葵城醫院裡消毒水的味道，深植於醫護的骨髓中，不知道病人是否也如此。

    那年九月，病房來了一位老太太，八十有餘，梁婆婆。她深陷在輪椅裡，頭髮儼然秋天北方的殘葉——毫無光澤，連應有的髮質底色都被病痛和歲月侵蝕得蕩然無存，稀稀疏疏，頂部的頭皮被一覽無遺，令我想起那幾乎寸草不生的沙漠。她身子枯槁，如熬盡了汁液的藥渣。最讓我痛心的是，她眼睛只能乾癟地掛在臉上，角度總是朝下，瞳孔灰灰的，眼皮耷拉着，事實上早已雙雙失明，彷彿兩扇被塵封許久的窗戶，其實哪怕再渾濁的目光都比她精神一些。

    梁婆婆罹患糖尿病、腎病、心臟病，還有肺癌，兩年前被安裝了心臟起搏器，一年前老伴去世，無兒無女，身邊只有傭人。乾女兒偶爾前來問候。

    自此半年，我便成了她病榻前能識別的為數不多的“聲音”，成了她黑暗世界裡，能夠摸到的為數不多的“光亮”。

    別的醫生或被醫院重點培養，或被委以重任，他們要麼忙於手術室的叱吒風雲，要麼忙於拯救其他更有希望的生命，對可憐的梁婆婆實在沒法留出更多的時間，而我這二流角色正好留在她病房裡，通過老實的態度和言語，還原醫生最本初的職能——“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由此，我和她相處的時間特別長。我們組的病人多，而且分佈在葵城醫院的各個角落，查房是艱巨的工作，也是和時間的賽跑，我真的很想看完她就馬上離開，可又不忍心，因為她總有很多不舒服和特殊要求，不吐不快，甚至，她依賴上醫生的關注和關懷，於是我耐心地留下，學會耐心地聽她說完，還學會輕撫她的枯手、說鼓勵和安慰的話，真的，在她一個人身上，我可能說的話比一年對所有其他人說的都多。

    “沒事的，慢慢就好起來的。”

    “多吃點蔬菜水果，可以吃點去骨的魚肉。”

    “天氣轉涼了，你衣服夠不夠？”

    “我走啦，下午再過來探望你。”

    ……

    我的話沒多大藝術性，也許還很拙劣，治療手段也是那麼的保守。

    每次，梁婆婆的臉都會抬起來，用乾涸的眼睛掃視我所在的方向。病房裡，燈光微帶橘黃，把僅有的餘光施捨到她的瞳孔裡。

    慢慢地，她賴上我。可我實在沒法讓她大有起色，只能默默地祈禱時間在她身上別走得那麼快。

    梁婆婆精神好一點時就會出院十天半月，再回來；往後越來越差，一周就回了；繼而是幾天，有次甚至四十八小時。然而，她每次回來都要擇我看她，儘管我早已不在那個病區工作。

    病魔侵蝕了她的視力，卻未能奪走她心底的澄明。時常，她用枯枝般的手指，顫顫巍巍地摸索我的手臂，聲音低微卻透出固執：“張醫生，拿着吧，給你太太買點東西……待人接物，我還是知道的。”她指縫裡隨即塞來一個紅包，紅紙嚴整，被捏得溫熱。我急忙推開，那紅包卻宛如燙手山芋。她看不見，固執地摩挲着，用空白的執拗的眼睛盯着我，將紅包硬塞向我白大褂口袋的方向，一次一次，宛如固執的潮汐拍打着堤岸。我最終只得暫時收下。她那枯槁般的臉上，便像終於卸下甚麼似的，綻開一絲安然的笑。

    回到家，拆開一看，裡面躺着兩千元。猶猶豫豫、思前想後了一夜，第二天我還是當着護士的面，把紅包退回給她的傭人。

    日子就像病房的燈光，平淡而千篇一律，終究令人鬱悶、無聊。

    我想抽空幹別的事，於是花在她身上的時間越來越少了，同組別的醫生去看她時，我就盡量不出現。這是倦怠了嗎？

    聖誕前，梁婆婆狀態明顯差了。她的意識如同漸漸漏水的舊船，一點點沉入黑暗的霧海，認人的能力也消退了，對我的呼喚常常報以茫然的空寂。那聲曾令人心頭一暖的“張醫生”竟也稀疏模糊起來，終至湮滅。我竟也鬼使神差，腳步挪移，有意無意地繞開了她的病房。

    可是，聖誕當天輪到我獨自查房，賴不掉，也繞不開。我只好在她病房裡繼續用慣常的方式對她進行撫慰，手段越發的不高明。梁婆婆忽然認出了我，她再次掏出紅包。我趕忙讓一旁的傭人阻止她，並道出了許多枯燥的理由。

    “明天是Boxing Day，記得陪家人啊，尤其是陪太太，不要浪費時間來看我了。”梁婆婆說出了幾個月來最“理智”的話。

    走出房門，暖陽從窗外投來，病房的燈光還是那麼陰柔，其實就算沒有燈，這個世界也不會黑暗；沒有眼睛，梁婆婆的心，本質也是那麼通透啊！雖然我來M城已十五年，只知道平安夜和聖誕節，不知道還有Boxing Day。

    我眼睛濕了。

    一月二十九日，年初一，又是我單獨查房。梁婆婆的腎功能不行了，但她怕疼，怕孤獨，我在下夜班回家前花了整整一小時勸她到ICU進行“洗腎”，利大於弊，救命要緊，你就忍一忍吧。她終於點頭同意，臨別時還祝我新年快樂，催我早點回家團圓。

    可是晚上傳來消息，老太太譫妄了，在ICU裡直罵我騙她去受苦。

    再往後，度過危險期，她回到病房，我就更少主動接觸她了。

    拖到三月，老太太明顯回天無力了。

    上午，她呼吸像低沉的潮水，乾女兒和遠房親戚都示意順其自然吧。中午，我巡視病房，護士說，她安詳地“走”了，值班醫生就得處理她的遺體。

    怎麼又是我？怎麼跟她這麼有緣？

    雖然冷卻了一段時間，但有些情愫在特有的時刻又總被重新燃起溫度，儘管不免是傷感的溫度。

    房間裡，燈光慘白，冷如寒霜。她雙目微閉，面容平靜，彷彿沉入了無夢的酣眠。我深吸一口氣，拿起手術刀，輕輕劃開她已然冰涼的胸口。永久起搏器靜靜地安息在那裡，像一顆耗盡了自己使命的電池。我小心翼翼地切斷導線，取出這枚曾維繫她生命律動的冰冷金屬，再一針一線，將切口仔細縫合。我不止一次在死者身上這樣做，甚至也寫過文章，但那一刻，感到莫名的惆悵。

    不捨？自責？解脫？祝福？我隱隱覺得她睜開了無光的眼睛，似乎向我表示最後的感謝。

    天堂裡沒有痛。

    針線穿過的恍若不是皮膚，而是我與她之間那段被時間醞釀繼而又磨損過的情感。針腳細密，卻縫合不了我心中的愧怍——在她生命最後航程的暗礁處，我確曾有過懈怠和迷航。

    病房的燈，總是默默亮着，從不刺眼。

    年中，有人檢舉我私自收了病人紅包，葵城醫院瀰漫着肅殺之氣。一股刺骨之風不知從哪個角落颳起，竟險些吹落了我身上的白大褂——一紙尚未最終落實的解僱差點將我趕出葵城醫院的大門。

    風波平息之後，我才偶然得知，原來院方某次檢視時，在梁婆婆病房抽屜深處翻出了一封來不及送出的表揚信。信紙早已發黃，摺痕深刻，字跡歪歪扭扭，如同雪地上踉蹌跋涉的足跡——那是梁婆婆在目力不濟時，用盡氣力，摸索着寫下的。末尾的簽名，名字幾乎蜷縮在紙角，像一片被風吹落、終於枯萎、風化的葉。

    我捏着那薄薄的紙頁，指尖發顫，久久無言。原來她在混沌邊緣掙扎時，竟用那雙再也看不見的眼睛，“看”清了我模糊在疲憊裡的輪廓；然後把那份沉甸甸的信任，艱難地鐫刻在了紙上。

    原來，當世間有人用冷漠和傲慢蔑視、凌遲別人時，竟有一位盲者，以她心魂裡殘存的光明，在漆黑夜色中為我點燃了一盞儼然求生的燈——縱然燈芯微弱，縱然這燈光照不見她自己前行的路，卻足夠穿透我那些蒙昧、無助的日子，為我照明。

    我再次想起梁婆婆的模樣，她的眼睛。

    這是一盞為我指路的盲燈啊！

    當人心被倦怠蒙蔽，當世情蒙上塵埃，我總是想起那雙渾濁卻執拗的眼——原來世間最深最真的看見，竟是用盲眼完成的；而最頑強的光，恰是燃自生命行將熄滅的篝火深處。

    張靈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