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對等關稅”與鄭觀應的“商戰思想”

    當今世界，冷戰不再，兵戰時有，商戰頻仍。正當我和同學們編輯《鄭觀應研究》第三期時，一場由美國政府挑起的世界性“商戰”爆發了——

    二○二五年四月二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對全球貿易夥伴徵收所謂的“對等關稅”，其中將對中國實施34%的“對等關稅”，加上此前徵收的20%關稅，對中國商品關稅累計達54%；九日，美國“對等關稅”“加徵”部分正式落地生效，對中國商品徵稅增至104%；十日，增至125%；十六日，又增至245%……全世界都看得明白，特朗普“舞劍”，意在中國。對美國嚴重違反國際貿易規則，採取單邊霸凌脅迫的做法，中國政府予以及時、堅決的反對，迅速果斷公佈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反制美國“對等關稅”的國家。九日，中國政府發佈《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向全世界澄清中美經貿關係的事實，表明中方對中美經貿關係相關問題的政策立場，闡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的損害，顯示中國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決心和意志。針對“美對華關稅加徵至245%”，中國外交部表示，關稅戰、貿易戰沒有贏家，中方不願打，但也絕不怕打；商務部則出台反制措施：自十二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關稅由84%提高至125%。“如果美方後續對中國輸美商品繼續加徵關稅，中方將不予理會。但倘若美方執意繼續實質性侵害中方權益，中方將堅決反制，奉陪到底。”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商戰”。美國政府為擺脫國內經濟困境，實現“美國再次偉大”，不顧國際貿易規則，對全球貿易夥伴極度施壓，試圖挽回其“利權”，其所謂“對等”，實則是“掠奪”；這是一場戰略意圖明確的“壓制戰”。美國政府對中國乃至東南亞國家實施高額關稅，將關稅工具化，實質是對中國科技創新和產業崛起，以及“中國製造二○二五”戰略的遏制和圍堵，重塑其供應鏈以減少對華依賴。這場以圍堵中國為主要目標的“世界商戰”，不禁讓人想起七十多年前美國對朝鮮的侵略，以及剛剛成立的、一窮二白的新中國毅然“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迫使美國坐到談判桌前，且邊談邊打，談不妥就打，直至將美國侵略者打回“三八線”以南的“衛國之戰”；更讓人想起一百五十年前，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國家積貧積弱、西方列強肆意侵奪中國領土和利權的境況下，“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的鄭觀應目睹國門虛設、兵戰失敗、利權外奪的凋敝破敗，提出“商戰”之於“兵戰”、之於國富民安，以及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的重要性，並以其集大成之作《盛世危言》構建了完整的商戰思想體系。

    鴉片戰爭以降，外國列強侵佔中國，“動肆橫逆”。五口通商，洋貨充斥，入多而出少，形成巨大的貿易逆差，列強日富而中國日貧，“總計彼我出入，合中國之所得尚未能敵其鴉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瘡，數千餘萬金之虧耗胥歸無着，何怪乎中國之日憊哉？”鄭觀應指出，列強之意不在兵戰，而在掠奪我資產、消耗我國力，“彼之謀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資財不攻兵陣，方且以聘盟為陰謀，借和約為兵刃。迨至精華銷竭，已成枯臘，則舉之如發蒙耳。故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因此，振興商務當為國家強盛之本、拒敵良方，“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

    那麼，如何振興商務以實現富強呢？在《商戰》上下篇中，鄭氏認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並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策略：一是重視商務，振興工務，“有工以翼商”，建立工商業生產體系，營造工商業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環境。二是培養工商人才，學習西方工藝，開煤油之礦，購買機器，生產紙煙、香水洋胰、洋磁器件、杭寧絲綢等，擴大出口，抵制洋貨。三是加強進出口關稅管制。以關稅之輕重助商禦敵，“惟尤須減內地出口貨稅，以暢其源；加外來入口貨稅，以遏其流”；對經營進口業務者實行對等優惠，其進口稅“外國人可得半稅者”，我商民一律減半施行。四是以幣代銀，抵制洋錢。因“彼以折色之銀，易我十成之貨”，甚至“虛長洋價，換我足寶”，應盡收民間金銀、盡消各色銀錠，統一錢幣，“戰彼洋錢”。五是“視商如士”，“予以體面”，鼓勵和保護民間商業發展。尤其要“以禮相待”與外商競爭者，“官為曉諭，或輕其稅以助之。若能代國家購辦軍械、製造等物，實係克己奉公者，禮以待之，信以任之”。六是積蓄國家力量，觀察國際形勢，善用國際規則，適時修訂那些屈辱的不平等的“和約”。“如我力量不足，當忍辱負重，相與羈縻；待力量既足，權操必勝，有機可乘之時，則將平日所立和約，凡於國計民生有礙者，均可刪改。”“力量既足”，更可以關稅反制對方，“如彼重稅我出口貨者，我亦重稅彼進口貨以報之，亦以恤我商者制彼商也。”

    在鄭觀應看來，商戰之道，並非振興商務、重視工業、擴大外貿一途，必須進行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的改革方可奏效。針對時人強調“兵戰”而鄙視商人，忽略商戰，鄭氏指出，兵戰是“形戰”，是“標”；商戰乃“心戰”，是“本”。“我國欲安內攘外，亟宜練兵將、製船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裕無形之戰以固其本。”“兵戰”與“商戰”宜相輔而行，不能顧“標”而遺“本”，“我中國宜標本兼治，若遺其本而圖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學業不興，才智不出，將見商敗而士、農、工俱敗，其孰能力與爭衡於富強之世也耶？”

    圍繞“興商戰而致富強國”，鄭觀應在多角度、系統性闡述基礎上，提出了“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的戰略思路和富強路線。因此，某種意義上說，《盛世危言》不啻於中國近代的《國富論》。當然，在政治腐敗、國門無防、強敵環伺、民生凋敝的晚清時代，鄭觀應的“商戰”、“國富”吶喊，終究不能撐起欲傾之大廈，終究成為清朝崩潰的挽歌。但是，鄭觀應關於商戰的一系列具有時代性、前瞻性的論述，至今仍閃耀着思想的光芒，對今天中國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商戰是國家社會制度、綜合實力、發展韌性、國民意志的大比拚。中國已不是鄭觀應時代任人宰割、列強瓜分、國貧民敝的舊中國，而是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和走向強起來的新中國。針對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中國敢於應戰、善於應戰，本質上是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有了厚實的底子、充足的資本和豐富的工具；在“富起來”的同時，除了保持與美方的正常貿易，我國“雙循環”戰略、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多邊外交、多極秩序和國際合作有效推進和不斷強化，正在加快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乃至全球供應鏈的重構，有效化解單邊主義及逆全球化的衝擊。我們堅信，全球各國互利合作的歷史趨勢不可逆轉，中國將堅持戰略定力，通過科技創新擺脫對外依附，依靠龐大內需緩解外部衝擊，並趁其“對等關稅”造成的國際“關係裂縫”、“經濟亂局”，主導或參與新型全球化秩序和規則的重塑；我們堅信，當中國加快建設和鞏固全產業鏈，發揮十四億人口市場和科技創新優勢，推動新質生產力革命，美國的關稅武器終將成為砸向自己的大石頭，阻擋不了中國和平崛起、實現偉大復興的步伐；我們堅信，鄭觀應的“商戰精神”、“商戰智慧”不但沒有過時，而且仍是國際鬥爭的利器：現在或未來之關稅戰、貿易戰，中國“力量既足”，“彼重稅我出口貨者，我亦重稅彼進口貨以報之”。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察看《盛世危言》（一八九五年刊《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本），唸出《吏治》篇之句“地方之治亂，視官吏之賢否為轉移”，強調吏治的重要性。習主席對《盛世危言》的重視，給正在進行“鄭觀應研究”的澳科大師生以巨大鼓舞，也使我們意識到“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把握歷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自二○一八年以來，我們持續深入開展以唐廷樞、鄭觀應為代表的“香山人物與中國現代化”研究，已取得系列成果：二○二○至二○二四級國際關係、歷史學專業博士生撰寫的“鄭觀應研究”論文已有一百三十多篇，集中反映同學們研究成果的《鄭觀應研究》雜誌已出版三期，已成功舉辦四屆“香山文化論壇”，《唐廷樞年譜長編》順利出版，“《盛世危言》版本展”即將揭幕，《鄭觀應史事編年》也將啟動……

    可以告慰鄭公的是，其強國之願，今日見之矣。關於歷史與現實之關係，前人今賢多有精論與卓見：“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特朗普掄起關稅大棒、恣意壓迫，而中國從容應對、決不屈從之際，重讀鄭觀應的商戰策論，感悟其洞見之深刻、謀慮之高遠、計策之廟算，仍有跨越時空的心靈震撼。以今日形勢揆之，雖時隔百餘年，這位“澳門之子”、時代巨人仿佛從未遠去──他時刻關注國際風雲變幻，他殫精竭慮國家富強之策，他翹首以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以此觀之，鄭公著作，吾輩當學而時習之。倘能時讀時新，豁然貫通，以史經世，則可達讀書之至境也。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

    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林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