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音樂文化是生活

    戴定澄教授是澳門社會深受敬仰的音樂學者，二十多年前，從我第一次讀到他的《音樂表演在澳門》系列隨筆，我已經在戴教授洋洋灑灑的文采裡傳遞學術思想中吸取營養，也是通過戴教授的著作開始了解澳門的本土音樂文化。那時候，澳門有國際音樂節，藝術節，但沒有一套完善的音樂藝術專業架構，活躍在街坊林林總總的社團，成為澳門人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跟內地很不一樣。

    到現在，雖然已經有了成熟的職業音樂團體和藝術教育體系，澳門的格局依然沒有太大變化。遇見專業人士，老澳門人總是一臉謙卑地說：澳門音樂文化是沙漠。這是原話，我明白他是指澳門本土人才及文獻的匱乏，音樂基礎比較薄弱，並非包括備受矚目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部分。但我要說不是這樣的！澳門的音樂文化是生活，不是Show。

    一個社會對音樂文化的重視程度，不僅僅是靠音樂廳，更重要看民眾的參與度。在政府的資助下，澳門大部分學生都有學樂器的經歷，很多不止學一種，部分有才華的學生出於真心熱愛，願意踏上專業的道路，如今新生代的音樂精英已經在崛起。成人更是純粹，把學音樂的樂趣當成生活必需品。有的人則希望用音樂服務社會，參與社團活動。澳門人推崇學習音樂，卻沒有功利和攀比的風氣。

    澳門的男女老少，各個階層除了本職，多有參與社團。有些音樂團體的水平之高，對社會的貢獻和影響力一點兒也不比專業團體弱。相當多的專業音樂人願意扎根民間社團，因為志同道合有着天然的凝聚力，沒有統一標準和宏大的目標，自由的空間利於創意合作，非職業音樂人可貴的熱情，更樂於奉獻，更貼地氣。社團氛圍讓人感受到尊重和價值，容易使人身心愉悅。猶如人體細密的經絡，社團編織起溫暖的網絡，為社會造血供血，維護着澳門城市生活的健康與活力。

    形成社團社會的因素，與澳門特殊的歷史背景分不開的。從葡國人對這座城市精心的規劃與佈局，百年打造出城市文明的印記與葡國如出一轍，表明了他們遠道而來，並沒打算只作短暫停留。他們建教堂、劇院、學校、醫院、軍營，他們的生活離不開社交、音樂、藝術和美食。為便於貿易，總督府對於雲集澳門的各個族群以及相關文化，也是持較為寬鬆的管理。葡國人的生活方式，無疑深刻改變了澳門的華人居民，而澳門土生葡人也潛移默化地融入了濃郁的南粵習俗，為澳門社會種下了多元文化的基因。

    澳門曾經的城市文明，從利瑪竇神父等人的歷史貢獻可見端倪，熱衷於探索的葡國人一定為澳門的獨特性充滿了自豪的情愫。但畢竟無意讓華人掌控更多的社會資源，當他們不得不撤離已視為“家園”的東方小城，只會留下帶不走的硬件設施。有位年輕的學者跟我說，她查閱回歸前澳門音樂中文文獻實在少得可憐，有的甚至要到葡國才能找到。她的信息證實了我的臆斷，歷史變遷中的澳門出現了音樂文化的“斷層”。回顧這段歷史，老澳門人的心理是複雜的，他們說不清楚自己的音樂形態，是因為“斷層”使本土音樂缺失學術脈絡和理論的支撐。

    這正是戴定澄教授帶領他的博士團隊深耕幾十年的工作，梳理傳統遺產的同時，正以開放和創新的態度，探索當代澳門音樂文化的路徑方向，並推動與大灣區乃至內地的深入合作。看似規模不大的城市本土音樂，實則是一個開放包容的人文內核，外延的多元性又具有無限可能。以戴教授的學術定位，澳門文化遺產不應該只是停留在歷史文物上的，更應該在當代文化精神上延展。教授親自帶領團隊做跨區域的學術交流，分享澳門文化的精髓理念。城大博士班非常活躍，每一年度的博士班音樂會是研究成果的動態實踐，但它的學術意義超過了音樂會本身，成為澳門高校的一大亮點。由戴定澄教授主導的學術著作陸續問世，這些研究成果正一步步將葡國人遺留的“斷層”填補。每次受教，都使我這個外來的旅居者在更新對澳門文化的認知。

    曾經有內地音樂家問我澳門的傳統音樂究竟有哪些流派特徵？確實無法用地域特徵來定義澳門音樂文化。一方面我會建議他查看一下文化局年度排滿檔期的音樂活動，另一方面，建議他去走走澳門的街市，看看那些養活了幾代人的果檔、麵館，去聽聽街坊的吹拉彈唱，去到飄着葡撻香氣的小巷裡，讀一讀舊牆上斑駁且優美的線紋，這一切都籠罩在各種文化共生出來的安寧之中。澳門很小，但有足夠的包容力讓任何優秀的文化藝術在此沉澱，成為澳門生活的一部分。

    袁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