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街市的茶餐廳與成都的茶舖

    澳門的大街小巷，遍佈茶餐廳。有一次去紅街市，順便找了家茶餐廳坐坐。點了一份火腿煎雙蛋，一杯凍菊蜜。鄰桌是幾位老街坊，正大聲吹水，桌上一壺鐵觀音，他們不時斟一杯，用以潤喉。不久，有人推開玻璃門興衝衝走進來，手裡舉着一個紅色鑲金的盒子。他走到老街坊那一桌，大聲道，這瓶酒珍藏多年，今日給大家開開眼。那夥老友計自然捧場，你方看罷我端詳，都是一片聲讚好。此時的茶餐廳與成都的茶舖倒有幾分神似了。

    李劼人在其名著《暴風雨前》裡記錄了成都茶舖的三種功能。一種是商貿交易場所。買賣雙方和中間人在此做買賣，說行市。另一種是集會和評理的場所。假使兩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個曲直，爭個面子，而又不喜歡打官司，也可找中間人在此調停。還有一種是作為中下等人家休息場所，這種最市井。在民國年間，只限於男人來坐。來者可以提高嗓子，無拘無束暢談，盡可不必顧忌旁人，旁人也斷斷不顧忌你。這裡聲音嘈雜，堂倌聲調就更高了，一句“開水來了”足夠把顧客一驚。

    李劼人介紹說，成都人坐在茶舖裡，既可以消遣時光，又可以聽新聞，廣見識，比呆坐無聊之家中強多了，“所謂吃茶，倒在其次”。這個吃茶倒在其次之說，真的是觀察入微之語。

    澳大歷史學家王笛寫過一本分析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的著作，書名叫《茶館》。王笛認為，當人們走出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便進入了公共領域。從“物質”的“公共領域”這個角度看，茶館扮演了與歐洲咖啡館和美國酒吧類似的角色。但李劼人卻認為，茶舖的好處，在形而上，成都人大多數要留戀它的，大概也具有形而上的精神。我在紅街市茶餐廳看到的那一群老街坊、老茶客，顯然更注重形而上的精神滿足，尤其是消遣老懷寂寞，喝茶、吃茶點等物質享受倒在其次。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