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的歷史脈絡與時代脈動

    稅收，可視為建立與維持秩序的成本開支。關稅作為針對進出境貨物和商品徵收的稅種，在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下，反映出國際秩序的現實狀態——世事蜩螗沸羹，關稅陡增；內外局勢緩和，稅率趨降。

    關稅徵收由來已久

    具有現代意義的關稅政策可追溯至古希臘時期。希臘位處巴爾幹半島最南端，被愛琴海、愛奧尼亞海和地中海環繞，山地眾多、土壤貧瘠不利農業，現實情形逼迫古希臘人只得發展對外貿易。彼時希臘城邦林立、海洋貿易發達，關稅徵收應運而生。進入羅馬時期，羅馬帝國疆域跨越歐亞非三大洲，於是催生出完備而高效的稅收網絡，並開始設立免稅制度與面向特定國家的優惠關稅制度。同時代的中國幅員遼闊、邊界不明，又受春秋戰國“關市譏而不征”思想的影響，關稅未能成為古代中國財政收入的主流。

    跨入中世紀，隨着羅馬帝國崩潰，歐洲進入封建時代，裂變為一個個由莊園和城堡組成的封建領主政治聯合體。彼時歐洲的關稅主要設在內陸橋樑、河道關卡處，封建領主們形同勒索，對過境商品徵收一道道稅費，令貿易往來極為不便。正是這些阻礙導致了內部經濟交流滯緩，故而近代以降，歐洲各國君王強化專制權力，常與新興商業力量結盟，削弱封建領主的獨立性，整合為統一的國內市場。同時期，歐洲重商主義思潮流行，認為國家財富體現為黃金、白銀的多寡，國際貿易是一場零和博弈，致富之道便是擴大出口、減少進口，令金銀多多流入本國。故此，各國提高關稅或施加限制將進口降到最低，取消船稅或制定出口補貼以鼓勵出口。

    秦漢一統後，中國對內建立中央集權制度，歷朝歷代對外大多實行朝貢體系。唐宋元明設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租居澳門，成為“天朝異化之角”、外商聚集基地。清初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一六八五年開海貿易，設粵、閩、浙、江四海關。一七五七年為抵制洋船“移市入浙”，清廷限定廣州作為唯一口岸，直到一八四二年“五口通商”為止。兩千餘年間，有限的互市貿易並無賦予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內涵，貿易口岸的政治功能遠遠大於經濟考量。

    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的博弈

    十八世紀中後期，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一躍成為世界首個工業國家。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工業製品佔全球產量一半以上，國內市場早已飽和，急需拓展廣闊的國際市場。在此背景下，推動全球貿易勢在必行，英國逐步衝破重商主義貿易保護思想的束縛，誕生了以亞當 · 斯密和大衛 · 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貿易經濟學說。

    在當時的英國，反《穀物法》事件最具代表性。長期以來，英國政府通過《穀物法》徵收關稅削減進口、推行糧食出口補貼政策，以保障國內土地貴族的利益。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適逢拿破崙戰爭，致使糧食價格暴漲、種地有利可圖，英國土地所有者大規模開發貧瘠土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結束，糧食價格回落，然而土地貴族為保持國內穀物高價仍然施壓政府修訂《穀物法》，規定小麥價格未到每夸特八十先令時，不許進口外國糧食，人為抬高價格。工業資產階層對此不滿，他們鼓吹英國的主要優勢在於高效率生產工業產品，如果阻礙進口價格低廉的外國糧食，將迫使英國浪費寶貴的人力去從事效率低下的農業生產，損害的是全體國民利益，而從《穀物法》中受益的只有土地貴族。英國政府最終於一八四六年廢除了《穀物法》，成為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的分水嶺。一八五二年，英國議會發出聲明，宣稱自由貿易乃是國策。

    然而，與此相對，隨着全球貿易的展開，關稅又被後進國家賦予了財政收入以外的意義。在英國自由貿易時代，一些國家通過提高關稅，令進口商品價格增加，超過同類國內商品價格，從而增強本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施以保護國內產業發展的作用。這種保護性關稅由十七世紀法國財政大臣科爾貝爾首倡，他對徵稅頗有心得，曾說：“向人民抽稅，就像拔天鵝的羽毛一樣，關鍵是要盡可能地拔毛，但又不讓天鵝感覺到疼痛。”一八三四年，以普魯士為首的邦國結成德意志關稅同盟，掃除德意志內部的貿易障礙。一八四一年，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又提出 “幼稚工業保護論”，他主張經濟落後國家應當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抵禦外國競爭，促進國內產業的成長與經濟體系的建設。各國發展階段不同，採用的對外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

    首次工業革命後，英國奉行自由貿易，關稅一度降為零。然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美德等國家後來居上，英國商品競爭力大幅下滑，英國調整關稅政策，開始傾向保護主義。一時間，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各國競相提高關稅稅率，國際貿易壁壘森然。

    關稅政策迎合時代需求

    一戰後，世界格局發生變化，國際聯盟成立，曾在一九二七年舉辦世界經濟大會，提出“從人為的障礙與限制中解放國際間的商業活動”，倡議簡化關稅稅目、統一商品分類目錄和國際海關稅則目錄等，會議雖未取得實際效果，卻為日後的國際合作積累了經驗。二戰爆發使得國際聯盟瓦解，但戰後隨即成立聯合國，並在一九四八年實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協調最惠國待遇、降低關稅、反傾銷和反補貼、進出口手續費、貿易管理等事項，一九五二年又設立海關合作理事會。一九九五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乃是當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

    回溯關稅的發展簡史，人們不難發現，關稅政策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具有強烈的時代烙印。農業時代對外交流並不頻繁，但是進入工業時代，各國文化經濟交流空前擴大，關稅存在的意義、所發揮的作用愈加明顯。早期的關稅職能主要關涉增加財政收入，可是隨着民族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內工業規模的擴展，關稅的另外一項功能愈加凸顯——調節國際貿易，保護國內工業。

    亞當 · 斯密極力鼓吹國家降低關稅，實現自由貿易，增加經濟福祉。自由貿易的背景是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工業產品一家獨大。所以當第二次工業革命爆發，美德等國後發先至，英國立刻調整關稅政策。由此可見，各國的貿易政策和關稅政策歸根到底乃是迎合時代需求，並無萬世不易的原則。在民族國家的政治框架中，當一個國家工業強大、經濟繁榮，貿易大量順差時，往往偏向自由貿易政策，要求降低關稅以增加貿易往來。然而每當經濟陷入萎靡，國內工業發展受挫，便會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工業和經濟發展。

    太陽底下少有新鮮事，特朗普所謂的“對等關稅”亦然。

    雲山（文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