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與真實：學術視野中的澳門文學

    長期以來，澳門以外的專家學者研究者，對推動澳門文學文化事業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但也留下行文過於謹慎、言語過於客套的跡象。尖銳的、誠懇由衷的、具建設性意義的意見建議少之又少。就算有，也泰半言不由衷，是一種站在“假以時日”的前瞻高度，友善地勉勵人心、鼓舞士氣、展望未來。這就很有顧甜品、點心而言硬菜、大菜的況味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聞諍言，眾心徨然。瀰漫着友好氣氛的問答，動輒“建構澳門文學文化地標”的宏論，恰似“驚濤拍岸”般拍擊澳門文學愛好者和參與者，又像牧羊姑娘的皮鞭不斷地敲打你和我。我願冒昧撰文並請教致力推廣澳門文化、推動澳門文學發展的熱心人和踐行者。

    一、澳門文學的資源與想像空間

    在中西文化視域下，並置察攬我國戲劇家湯顯祖與西方劇作家及其作品，可以擴大視野、激活思維，也將為探尋澳門文學的文獻資源，建構澳門文學的想像空間提供新內容、燭照新思路。

    一九四六年，文史學家趙景深撰寫《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一文，提及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五個相同點：一是生卒年幾乎相同（前者一五五○至一六一六年，後者一五六四至一六一六年），二是同在戲曲界佔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創作內容都善於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戲劇創作的清規戒律，五是劇作最能哀怨動人。為我們平行比較兩位中西文學巨匠，提供了宏觀的脈絡圖景。

    一九五九年，田漢到江西臨川拜訪“湯家玉茗堂碑”，作詩：

    杜麗如何茱麗葉，情深真已到梅根。何當麗句鎖池館，不讓莎翁在故村。

    乾脆利索地“論定”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旗鼓相當，杜麗娘與茱麗葉不相上下。再次把中西戲劇領域成就卓然的兩位大家及其劇本中的女主角推至讀者眼底。一詩激起千層浪。戲劇愛好者、讀者、研究者的情致因田漢詩作被高高吊起──我們的傳統文化、文學、作家、作品，理所當然具備與西方文化文學對揖、互視、對話的資本和底氣。

    一九六四年，學者徐朔方發表《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指出湯顯祖與莎士比亞時代相同，但戲劇創作傳統不同，前者依譜按律填寫詩句曲詞，後者則以話劇的開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筆，認為湯顯祖的創作空間與難度更大。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徐朔方多次從劇作家與中西歷史文化發展關係的角度切入，闡述湯顯祖生活的明朝社會，比起莎士比亞的伊莉莎白時代而言，要封閉落後得多，故而湯顯祖塑造出《牡丹亭》中杜麗娘敢於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實屬難能可貴。

    當關乎湯顯祖的學術成果不斷湧現時，這位大劇作家與彼時南海漁村澳門的相遇，自然激起了包括澳門學人在內的研究者的關注。探討澳門地域文化，闡述澳門文學，言說澳門文學資源，我們有理由把視線投映至湯顯祖及其關聯澳門的詩作。

    一五九一年，湯顯祖謫遷湛江徐聞，赴任途中曾繞道澳門，寫下了搖曳着時代溫情的若干詩篇。在《香嶴逢賈胡》中，讀到這樣的文字：

    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

    湯氏筆下所描述的葡商販運珠寶的情形，為讀者揭開了番客頭頂的神秘面紗。全詩簡潔雅淡，淺白易懂，順暢的節奏中洋溢着一股商業氣息。也許看慣了宦海的險惡風浪，孤懸海表，每被譽為“仙山”、“蓬萊”的濠鏡，一時未能在這位初來乍到的遊人心裡掀起波瀾。沒有盈目的美辭豔語，也沒有深層次價值判斷，遊玩既罷、視線收回、揮手一別、絕塵而去，華洋雜處的香嶴給這位大作家留下的是一派忙碌的商業活動姿影。

    澳門面積細小，沒有可耕之地，居澳官民只能“以舶為田，憑風而耕”，並憑藉自身地理優勢，與各地商人合作發展海上貿易，澳門逐成為一個繁盛的貿易港。湯顯祖下筆直抒“賈胡”碌碌於商業經營，短短一闋詩作，既是一段歷史的記載與錄播，也是一個文學形象的塑造與亮相。某種意義上樹起了一幅早期澳門的商貿面影，展露了一處儲量豐富、可供深挖廣掘的文學礦藏。統攬澳門當下情狀──人均比例不低的文藝團體組織、作家詩人寫作人；各類文藝出版物和學術刊物，文學社團和媒體平台，以及報紙雜誌提供的發表渠道；各團體積極推動創作，培植文學創作生態，可見澳門的文化活動並不沉寂，澳門文學家底並不貧瘠。相反，現時澳門文學園地已然綠草如茵、枝葉繁茂，澳門的文學資源豐沛而殷實。

    數百年來，中西文化在澳門匯聚交融，孕育出萬千風情。這座南中國濱海城市，其文學想像空間深邃而悠遠，其文化魅力絲毫不遜於周邊城市。古典詩詞中的澳門元素，集中體現在歷史事件、商貿活動、山川形勝、禮俗習尚中，時代性強，生活氣息濃厚。吟詠澳門者，多來自官員、商賈、僧人、士紳、塾師等階層。現時澳門寫作人身份多元、年齡層次合理。他們以筆觸勾連過去，以發展的眼光將澳門的人與事、歷史與記憶、城市發展與個性呈現等，置於歷史長河中做動態審視，體現了成熟穩健的創作意識和文學自覺。

    回望澳門文學的歷史資源，如賈梅士在白鴿巢公園的寫作活動，湯顯祖《牡丹亭》與澳門之關係，構成了獨特的文化基因。土生葡人文化、多元語言環境連同回歸祖國的歷史經驗，都是豐富的創作素材。澳門特殊的空間與多元社區的共生共存，也是獨特的創作題材。澳門文學的資源與想像空間，根植於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座標與當代語境。從賈梅士與湯顯祖的跨時空對話，到本土文藝社團的蓬勃生長，再到具潛質寫作人的相繼冒起，澳門文學既承載多元文明互融的基因，又在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進程中展露鮮明個性。

    探究澳門文學資源的獨特性，離不開在時空對話中齊觀賈梅士與湯顯祖的文化象徵意義。作為葡國偉大詩人，賈梅士曾在澳門居停，其具有史詩意義的《葡國魂》中對東方的想像，與湯顯祖途經澳門寫下的《香嶴逢賈胡》，構成了中西文學在澳門的“互文現場”，為澳門文學提供了雙重精神臍帶的跨時空文化遭遇。賈氏筆下的“東方探險”與湯氏眼中的“賈胡形象”，燃亮了澳門文學中他者凝視與自我建構的靈光，充滿了東方與西方的敘事對位意味。澳門近五百年歷史所形成的華洋共處的和諧空間，孕育了交融性的文化自覺。多元文化投映到語言、族群與空間的文學之礦並折射出色彩斑斕的光譜。語言層面的“三文四語”（中文、英文、葡文；普通話、粵語、葡語、英語）生態催生了獨特的語言複調書寫的文學表達。從族群身份看，由本地純血統華人到土生葡人到東南亞歸僑再到內地新移民，澳門的族群構成如同文化調色板。土生文學對澳門式華人文化如飲食、節慶的書寫，不僅是對本土經驗的闡解，更觸及全球化時代身份認同的命題；歸僑和新移民作家，則以“他者視角”重構澳門。面積狹小的澳門半島，疊合了觀音堂的香火、葡式碎石路的紋理、現代博彩場的金“璧”輝煌，形成逼仄壓縮的時空共同體。這種微型城市詩學，其文學空間敘事資源極為多元新穎。

    澳門的文學想像空間，存在於邊界地帶拓展文學縱深的可能。澳門文學之“小”恰恰反襯其“大”──微型城市的多元共生經驗，本質上是全球化的微縮樣本。作為葡語國家的中國視窗，澳門文學可承擔傳譯者角色。如將《紅樓夢》中的家族倫理通過土生葡人家庭結構重新演繹，或用葡式抒情傳統改寫嶺南民間傳說。如此，在“小文學”中開啟“大文學”、“新文學”的美學追求，勢必為創作注入新的書寫闡釋維度，有望開闢一方嶄新文學天地。

    二、澳門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

    那些笑對不堪際遇，不向困難低頭，並最終取得非凡成就的學人、作家、研究者，書寫了“懸崖劈開金光道，陋室可出好文章”的傳奇，值得禮讚。澳門文學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特徵，流動性和漂泊性尤其顯豁。流動，是因為文人雅士東來西往，留下筆墨華章；漂泊，則是因為縱使長年居住澳門者，亦常懷旅居、過客心態。無論華人夷人，時有無根之漂的感喟、說不盡的鄉愁。建構性是澳門文學的又一特徵。長期以來，澳門文學辨識度不高，“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提出、塑造與推動，便帶有濃郁的建構性意義。經由寫作人、評論人和熱心人的共同努力，澳門文學從港澳文學的概念中獨立出來，成為自帶光澤與特色的區域文學一員。

    研讀澳門文學的前世今生，字裡行間氤氳着一種生於裂縫、穿行絕壁的酸楚味。反諷的是，澳門文學的魅力，恰恰體現在它誕生於文明碰撞的裂縫處──既非純粹的東方也非純粹的西方，既承載外族據居的記憶，又紮根中華文化土壤。這種“中間性”和“中間物”不是缺陷，而是創作優勢所在。恰似澗底青松，鬱鬱挺拔；又如蘭之生谷，雖無人而猶芳。裂縫處生長的文學生命力和勃發力造就無限可能。當全球文學面臨創作同質化危機時，澳門文學以中西文化交融姿態，提供了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敘事可能。在賈梅士的史詩傳統與湯顯祖的戲曲美學之間，在雲吞麵的傳統口味與馬介休的新式味蕾體驗之間，澳門作家奮力書寫屬於這個時代的精彩篇章。其價值，既體現於翏力力建構澳門文學形象，更在於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提供了一個雖然微小但卻完整的文學樣本，導出不無啟迪意義的訊號──真正的文化自信，就藏在敢於直面自身複雜性、並將其轉化為文學表達的勇氣之中。我們無妨自信地說，湯顯祖貶謫嶺南寫下《香嶴逢賈胡》，描繪了澳門風情；賈梅士在白鴿巢留下長詩《葡國魂》，都進一步豐富了澳門文學的內涵，厚實了澳門的文學庫存。

    正如研究澳門歷史文化，不僅要放在香山、嶺南的背景下進行，更要放在中國、世界的視野中展開。探討澳門文學及其當代創作意義，須掙脫本土主義思想的束縛，應遵循並強化大文學觀主導下的文學研究意識，講究全球視野，容納本土情懷。細而言之，現階段應先將澳門文學置放在粵港澳文化生態和文學書寫的寬宏視野中觀照，辨析其固有價值和意義。

    從粵港澳文化生態角度看，要明確三地文化生態特點如廣東的嶺南文化、香港的中西文化混雜，加上澳門的受葡萄牙文化影響，三者疊加成獨樹一幟的大灣區文化。澳門文學的獨特性在於中西文化交匯，如賈梅士作為葡萄牙詩人在澳門的經歷，湯顯祖與澳門的文化關聯，合成澳門文學資源。對澳門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的考察可伸延至：一、文化共融的構建。作為大灣區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澳門文學如何體現自身獨特性，同時與粵港兩地互動；二、跨文化書寫。澳門的多語種寫作、多元文化題材如何為大灣區文學提供新視角；三、歷史與現代的駁接。文本中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城區和宗教建築的呈現，如何反映時代變遷；以及澳門文學在大灣區文化協同發展中，如何促進文化認同，增強文化凝聚力。此外，由於涉及小城敘事、文化自覺和主動參與區域文化建設，還要結合文學社團運作、文學刊物表現，闡述澳門文學的有序運轉和組織推動。

    無論賈梅士還是湯顯祖，都是所在國的文壇巨匠、文化巨人，重要的歷史文化符號。他們連同不朽巨製，出於澳門文學園地，有力地佐證了澳門文學的跨文化特質和深厚積澱。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澳門文學可以作為連接內地與葡語國家的橋樑，促進文化交流，同時豐富大灣區的文學多樣性，賦能大灣區文化互動與發展。概而言之，欲揭示澳門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應結合文化基因、歷史記憶，以及澳門文學對建構大灣區文學的貢獻等多重維度的體察。

    其一、多元文化基因的獨特性。作為粵港澳文化生態的多樣性樣本，澳門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首先體現在獨特的多元文化基因。異於廣東的嶺南文化母體性與香港的殖民經驗，澳門自十六世紀起便形成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態，阿婆井、媽閣廟等空間符號在文學中得到反覆書寫。華洋共處的歷史現場，使澳門文學天然攜帶跨文化筆法──並非簡單的中西合璧，而是在方言如粵語、土生葡語；宗教如佛教、天主教；日常生活如羊腩煲與咖喱雞的交織中，構建獨特的文化表述系統。

    其二、歷史記憶與當代性的互文。澳門文學創作維繫着中西交通史中的文化節點，其意義之一在於介入跨時空的文明對話，啟動歷史資源以回應現實議題：湯顯祖《牡丹亭》與澳門的關聯；賈梅士《葡國魂》中對東方的想像，成為回溯澳門文學歷史時，中西互相打量、作揖的文學視角支點。澳門被塑造成人類文明互鑒的歷史劇場，大灣區的文化敘事由此超越地域局限，接駁海上絲綢之路、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史脈絡。在城市空間的文學重構方面，澳門逼仄的地理空間在文學中常被轉化為多種族多文化和諧相處的博物館、文明實驗田。通過描寫舊城區街巷如龍嵩街、雀仔園的變遷，中西建築的並置如牌坊與哪吒廟相鄰，將澳門的城市肌理轉化為大灣區高密度文化共生共存的隱喻，呼應了城市化進程中多元文化空間如何存續的全球議題。

    其三、粵港澳文學書寫的異度空間，在互動中拓展文學邊界。作為中介性文學場域，澳門文學的當代價值體現在推動粵港澳文學從地理毗鄰相連走向精神互聯互通。在題材互補與身份共振方面，三地文學各有側重。廣東側重鄉土與改革敘事，香港側重都市與身份焦慮，而澳門文學聚焦微型社會的生存詩學如狹小空間中的人際密度、多元文化的日常融合，恰好填補了灣區文學中“微觀文化共同體”的書寫空白。在葡語國家與漢語文學的聯動方面，澳門作為平台橋樑，其創作具備雙語解碼功能。如通過翻譯土生葡人文學、推介葡語文學經典到中國，或向葡語國家輸出具澳門視角的中國故事。澳門文學成為大灣區連接全球華語文學與葡語文學的節點，既向內凝聚中華文化一體性，又對外展現中國文化包容性。既書寫澳門本土獨特經驗，又為灣區乃至全球多元文化共存提供創作參照。

    結  語

    葡人踞居歷史、嶺南文化傳統、粵語方言書寫、民間信俗文化，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影響，構成了澳門文學的基座底色。在建設人文灣區的背景下，澳門文學理應成為區域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支點。澳門文學既是學術研究的文化標本，也是大灣區文化認同戰略的活性因子。其價值在於保存歷史記憶，在於以文為媒，構建兼具本土情懷與全球視野的文化敘事，為人文灣區建設提供可信可靠經驗。在澳門文學日漸走向自覺之際，形塑澳門文學的歷史資源與想像空間、彰顯澳門文學內蘊，以及揭示澳門文學創作的當代意義，是一種必要行為。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理事長  劉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