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中幽默的力量

    ——談《我們還有明天》

    意大利導演寶娜 · 寇提莉絲的首部作品《我們還有明天》以一九四六年意大利女性首次獲得投票權為背景的影片，用荒誕的幽默消解壓迫苦難，最終在女性自我覺醒的敘事中，完成了一次對傳統性別秩序的解構與歷史回顧。

    影片以黑白影像開場將觀眾帶入戰後意大利的生活。女主角迪莉婭生活的貧民街區半地下室被她收拾的溫馨乾淨，但時刻充斥的是丈夫伊萬諾的暴力毆打，以及失能公公的咒罵。導演寶娜 · 寇提莉絲選擇以無台詞歌舞形式呈現家暴場景——丈夫搧去的耳光成為舞步中的慢動作設計，傷痕在迪莉婭裸露的皮膚上出現，又在情歌的伴奏中隱去。這種藝術化處理並非對暴力的美化，而是對“日常化暴力”的揭露——當毆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它如同呼吸般自然，受害者的哭喊和傷痕終究在無力的漠視中不得而見。

    觀察二十一世紀近年創作的女性電影，女性創作者善於處理苦難中的幽默，從而以隱晦姿態展露力量的鋒芒。被家人和觀眾默認懦弱的迪莉婭在影片中直到履行女性投票權的時刻，才讓觀眾意識到她過去意識覺醒的痕跡——長期遭遇家暴的迪莉婭為了拆散女兒和具有暴力傾向的富家子弟，拜託相熟的士兵炸掉他的家產，事後在父親逼迫下悲痛解除婚約的女兒指責她“總是甚麼都不做”時，她淡淡在背後回一句“這可說不準”；面對性格暴戾公公的離世，她與友人坐在床的兩側一唱一和地嘲諷，轉頭對客人說自己在禱告。這些黑色幽默的瞬間，既是角色對壓迫的戲謔解構，也是導演為觀眾構建的直面暴力壓迫困境的“情緒緩衝帶”。

    整部電影最具顛覆性的是那封疑似初戀情人投遞的“情書”。從鄰居太太意味深長的“別讓你丈夫看到”，到友人聽聞迪莉婭逃跑計劃時脫口而出的“你終於有外遇了嗎？感謝上天”，再到丈夫發現信件後的暴怒，所有線索都指向一場桃色緋聞。直到影片結尾，匆忙中無意掉落的信件被女兒追趕着送回，迪莉婭手持信件擦掉為盛裝打扮而塗的口紅，舔濕選票投入信箱，觀眾才驚覺：這封唯一署着她全名的信件，不是愛情的邀約，而是公民權的宣言，也只有象徵參政權、人權的選票上寫着迪莉婭作為人、作為公民的名字。導演以懸疑敘事完成了一場對觀眾潛意識預判的情境遊戲——女性覺醒無需浪漫救贖，只需要自我人格發覺的勇氣。

    再度回望，迪莉婭特地縫製的新衣、精心策劃的出逃、時不時的雀躍都有了新的解讀——不是初戀愛情的重生，是女性的新生。

    寶娜 · 寇提莉絲將這部電影定義為獻給“她的女兒與所有現代女兒”的禮物。電影成為搭載女性解放歷史記憶的橋樑。黑白影像是對導演寶娜 · 寇提莉絲對祖母回憶的復刻，而影片結尾不同階級、身份的女性共同出席的投票儀式則是對過去人類團結解放溫情的敬意以及對未來充滿希望“明天”的期盼。導演通過兩代女性的互動，構建出覺醒的代際傳遞。迪莉婭清晨投票前將悄悄為女兒積攢多年的“婚紗費”放到女兒床頭，附加的紙條上寫着，“有這筆錢你就能去讀書了。——媽媽”。母親的托舉不再是為了女兒陷入另一父權家庭儀式的“美麗一刻”，而成為下一代女性走入公共領域的自我解放可能。

    《我們還有明天》觸動人心的感染力，在於它拒絕呈現結構性失權者無力的悲劇與虛妄的救贖。迪莉婭的覺醒並非英雄式的頓悟，而是在永無止境的暴力中緩慢生長的自我力量——她投遞選票的瞬間未能推翻社會性的父權高牆，甚至無法逃脫回家後又一次遭遇的暴力霸凌。但正如導演在影片尾聲展現的，投票儀式門口滿腦怒火的伊萬諾找到迪莉婭，卻在每一位呼籲人類平等的女士和男士無言卻堅定的凝視中節節敗退，落荒而逃。真正的力量不在從天而降的英雄手中，不僅在於終於促成變革的瞬間，更在於無數個日常中，平凡的人們那些為了迎接光明而縫製新衣、藏起選票、直面壓迫的微小時刻。

    熒幕上的迪莉婭走向投票箱，她的身邊是千千萬萬具有共同呼聲的女性，她們擦掉的口紅是妝容的褪去，同樣是被規訓的女性身份的剝離。這一刻，所有觀眾成為動情的歷史見證者：苦難終會過去，瓦解苦難的力量，將照亮通往明天的路。

    倪雨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