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書故事

    我出生在遼寧鞍山，長於澳門。

    我是在“書箱”裡長大的孩子。“書箱”其實是個紙箱子。不過，我媽認為這樣說能夠體現出我們是“書箱（香）人家”。

    曾經，我們一家五口生活在一間十一平米的小房子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有一台按鍵的收音機。媽媽每天清晨跟廣播學英語，做早飯則是爸爸的事。此外，小屋中目所能及的就是書了。

    我從出生到會坐立後，媽媽把我放在一個紙箱子裡，箱子底下和周圍都放書，一舉兩得——書有了安放的地方，我也安全。坐在書箱裡，我總是安靜地翻書玩。坐擁書“城”，成為我的人生初體驗。

    在物質匱乏的年代，愛書的父母想方設法為我們提供閱讀條件。童書匱乏，我從小習慣讀大人的書。鞍山並不大，父母以認識在新華書店工作的朋友為榮，這樣就能最快獲得新書到貨的消息。那時父母經常會買相同的書回家，這不是什麼浪漫的事，也不是兩人多麼心有靈犀，而是那時可選擇的書太少了。

    十歲那年，全家從內地移居澳門後，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從語言到生活方式。我幼不知事，不知道人到中年的父母，經歷了怎樣的“文化休克”，才熬過人地兩生的困境。

    除了語言和生活，澳門和內地最大的不同是物價高。爸爸帶我去營地街市，在魚檔前問價。賣魚的是一位有點年紀、嗓音沙啞的女人，回答說“五毫”；爸爸又問：“一斤？”換來了不耐煩的高聲回應：“五毫一両啊！”十進制仍未在港澳通行，菜市場以十六両為一斤計，來了澳門後，我才真正理解“半斤八両”的意思。一斤魚賣八元。我永遠記得爸爸在魚檔前轉身離去的落寞神情。

    爸爸是工程師，一九八○年代在私人建築公司拿一千五百澳門元月薪。我們三姐妹都在私立學校唸書，學費不菲，省吃儉用是必須的。生活物價高，書價更高，一本書平均售價在幾十元。但生活中不能沒有書。在澳門父母給我買的第一本課外讀物是《濃濃的鄉情》——台灣作家遙念故鄉的散文，文字簡潔又不失古意，我讀了又讀。這本書現仍在書架上，套有透明的有星星圖案點綴的專用包書紙。

    後來父母把他們在內地的藏書慢慢搬到了澳門，這其中有一九六○年代出版的（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紅樓夢》，我從小學讀到今天，仍有常新之感。

    一九九○年代，珠海開始出現大型書店，到珠海買書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步入社會工作後，在買書這件事上終於實現了我的“財富自由”。

    與書為伴的成長經歷，使閱讀成了我的日常生活方式。我堅持睡前讀書，不刷手機。出差、旅遊，我會帶上不只一本書，生怕中途書讀完了。

    每到一地，我都爭取去實體書店，至少要買一書。除中文書外，我在伊朗買過當地詩人的詩集；在西班牙買過美國人歐文寫於一八二九年的《阿爾罕布拉的故事》；在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流連。好友去葡萄牙，為我帶回科幻小說《三體》的葡文版……

    我偏愛讀紙質書，也不排斥多媒介閱讀，這是當下多元閱讀形式的體現。讀文史類紙質書的方式是精讀；讀電子書甚至有聲書，是為了快速吸收其他如心理學、營銷學、管理學乃至科技領域的知識。這種交叉閱讀有助於拓展個人的閱讀邊界。時代的巨變不允許我們只在熟悉的範圍裡閱讀和自己觀點趨同的書。閱讀，是我們打開格局又能保持謙遜的人生良方。

    穆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