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耳避走日本譜定名曲一去不返 （下）

    七月十三日，早飯後，聶耳和李相南、濱田秀子、丸山和子、松崎豐、松崎厚一行六人，朝鵠沼浴場走去。是日快晴逢周末，弄潮兒結伴而來，不少是十五六歲的小女孩，笑聲和浪濤聲混成一片，好不熱鬧。除丸山和子僅作日光浴外，其餘五人都躍進碧波，跳浪浮游。至下午二時，盡興而歸。

    黃昏時候，聶耳和濱田實弘披着晚霞，散步歸來。所有人也都回來了，大家聚在一起，提琴、留聲機、跳舞、英日會話、歡聲笑語，突然熱鬧起來。

    晚飯後，已是九點多，趁着十四的美麗月色，昨夜的三人，加上濱田秀子，照樣來到昨晚的舊地，租了比前稍大的船，搖盪出海濱。今夜航程遠多了，“小河的曲折處也比昨晚來得多而且有詩意。何況有那麼明的月亮，每個人的面龐都可清晰地看出”。（《聶耳日記》）

    回程選乘公共汽車，但走到車站已十一點，等近半小時，聶耳已打盹。車來，丸山和子用力把聶耳弄醒，一步一跌的登車而還。

    七月十四日。這天，聶耳將一般日本人對音樂的認識，和中國作了一個比較，記在《日記》上：

    “他們音樂水準會比我們中國高，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只看他們每天新聞紙上的音樂消息啊、播音節目啊，觸目便是音樂家的名字和作品的番號。”

    早飯後，丸山和子來道別。她因明天要上班，不得不返回東京。

    是日天氣熱極，中午過後，約同松崎豐和濱田實弘往海濱。但見泳客比昨天還要多，加上有小學校來旅行，“男女學生約百餘人，由教師一組一組地帶到海裏去，好像一群小水鴨一樣的，口笛一響，嘰哩哇喇地又上岸來”。

    聶耳也盡情地暢泳，他作了記述：

    “今天的跳浪運動比較進步了，下水三次，日光浴三次，皮膚曬得通紅。”

    聶耳和濱田一家相處得很好，因為他們都是“知音人”。聶耳驚訝他們十分愛好音樂，有很好的修養，早晚請他拉琴、唱歌，示範中國舞蹈。但他想到總不能長久作客，於是計劃“後天（十六日）清早出發，遊熱海、箱根，夜車到京都”。（《聶耳日記》）

    七月十五日（星期一），聶耳收拾好行李，決定明日離去，南下京都。

    但計劃未能如期而行，因為濱田秀子請了兩天假作陪，於是便多留一天。《聶耳日記》作出人情難卻的記述：

    “橫田姐（濱田秀子）回來，她已請了兩天假陪我們玩，在先我不大明瞭這種情形，還是堅持明天走。後來一想，在人情上實在有些過不去，於是決定多延一天。”

    但一天的延留，卻是聶耳一生的大誤，造成無可挽回的劫難。因為七月十七日，聶耳再到鵠沼海灘游泳，竟成不歸之客。但這又是有誰能夠料到、有誰願意會發生的呢？

    七月十六日的《聶耳日記》，成為聶耳的絕筆文字，今全文移錄：

    “今日為第一‘三月計劃’期滿之日。將過去三月的工作作一檢討，大概得下面的結論：

    一、日語會話和看書能力的確是進步了。

    二、音樂方面，因聽和看的機會多，便忽略了自己技術的修養。三個月來沒有摸過一下鋼琴，實在是莫大損失。

    三、提琴練習時間比離國前那一向多。這倒是好現象，但始終是不夠，沒有先生又是主要原因。

    四、沒有作曲（？）的原因是“欺人欺自己”的自覺。“爾為甚麼到日本來？”

    五、中文程度的重新清算，有相當效果。

    昨天開始新計劃，隨時不忘的是“讀書”、“拉琴”！

    十六日日本又檢舉共黨，他們過去和中國發生聯繫，現在是通過美國而和國際黨發生關係──今日《朝日新聞》有着很詳細的記載。”

    七月十七日，星期三，聶耳沒有記下《日記》，也永遠不會有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和以後的《聶耳日記》，他走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目前僅有房東濱田實弘的《聶耳遭難時之情形》報告書作參考，並由聶耳的同鄉兼好友張鶴譯成中文，今全文錄如下：

    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午後一時半左右，聶君、李君、家姐、厚（我九歲的外甥）一同到鵠沼海岸去洗海水浴。到的時候，是兩點鐘左右。李君獨自先下海，聶君等着家姐換衣服，三人隨後一同下海。

    那天，風浪很大，有很多人和小學生們，也在那裏游泳，因此各人都沒有特別關照。

    在海裏，李君是單獨一人，聶君則在水深齊胸的地方獨自跳浪游着。同時，家姐是在水淺的地方，招呼着厚一同泳着。

    約有一個多鐘頭，家姐和厚一同上岸來，就遇到李君，說預備在先回去，要尋聶君打個招呼，尋聶君不見，那時聽遇在一起的李君也說，下海後，一回也沒有見到他。於是李君到海裏，家姐在岸上尋。（時三時半多）直到四點半都沒有尋得，便連忙通知監視所，分頭在海岸一帶尋覓。我接到報告，到海岸去的時候，已是六時左右，潮已經漲上了，仍未發現其蹤影。其後，李君聽當地人們說，要到辻堂、茅個崎那一帶去尋，仍無下落。夜晚江之島方面也去尋過。但是，此刻除了等待明旱潮退再尋外，別無他法了。十一點鐘左右，只得回家。次日早上，也仍然尋不着。回家時，可巧接到警察報告說，屍體已經打撈上來，我就忙到那裏去看。

    聶君的屍體，是普通一般的溺死人樣子，不難看，也沒有吃着水，僅只從口裏流着少許血，頭也出少許血，據檢驗的醫生說是窒息死。

    把屍體撈上來的那個地方，是在游泳地西南約三十米的海底，拱成溝條的樣子。

    對屍體處置，因事關外國人的事，我們不敢作主去做。由警察廳方面去和貴國領事館交涉，以聶君未曾登過記而絕口不承認收領屍體⑥。因此只好等着冀君（冀君係李君與聶君共同朋友，時在東京）的來，商議善後的處置。一面洗了屍體，穿上洋服，裝入棺裏交警察收去。

    此後的一切，貴下和冀君都盡知了。⑦

    《報告書》內的“李君”，即朝鮮籍燈光師李相南，“冀君”為中國留日學生冀林。

    七月十八日，張鶴趕到鵠沼海濱，打開棺木，驗明了聶耳的遺體之後，便由日本警方將聶耳遺體火化。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聶耳的骨灰和遺物由張鶴和鄭子平護送回上海。翌年，聶敘倫來到上海，將骨灰接運回昆明，並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安葬在昆明西山上。

    《“起來！” 我們的國歌》

    今年是聶耳逝世九十周年，也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九十周年，際此極富意義的日子，很值得我們去重溫國歌是如何在戰火中誕生。拙著《“起來！” 我們的國歌》剛好要作二次增訂版，所以便增補了以上這段文字。讀者讀來，也許有點言猶未盡之感，甚至想知道聶耳避走日本的原因，以及聶耳魂斷綠波更詳細的情況。四月下旬，全新的《“起來！”我們的國歌》便會在“春季書香文化節”和大家見面，敬希讀者垂注、賜正。

    註：

    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當年的中華民國領事館因為聶耳沒有到過領事館登記身份，所以沒有資料可查核，便拒絕認領遺體。

    ⑦同註②引書《聶耳全集》，頁五二四。轉引自一九三五年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出版的《聶耳紀念集》

    黃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