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穀女神》郵票為例論國家擬人化形象

    前  言

    作為澳門平面設計歷史中的一個片段，《五穀女神》郵票的發行為我們提供了值得研究的視覺文化線索。雖然這些郵票由當時葡萄牙設計及發行，但它們在澳門日常生活中的頻繁使用，使其成為葡萄牙文化與政治意識形態在本地的重要傳播工具。郵票不僅承載郵政功能，更是國家視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傳遞發行國的價值觀與政治理念。《五穀女神》郵票以女性化的國家象徵形象，柔性地傳播共和價值，彰顯自由、平等與繁榮的理想。同時，作為殖民管治地文化的一部分，這些郵票深化了兩地之間的文化與政治聯繫。本文將圍繞《五穀女神》郵票展開探討，從誕生背景、設計特徵到象徵意涵，再到澳門版的在地化特徵，最終反思其性別化國家象徵的意義與局限。透過研究，希望揭示《五穀女神》郵票在構建視覺文化與國家身份中的重要作用。

    一、《五穀女神》郵票的誕生與設計背景

    在了解《五穀女神》郵票的象徵意涵前，我們需要回溯其誕生背景與設計理念，以理解這一形象的文化來源與政治功能。一九一○年，葡萄牙共和黨成功推翻了數世紀以來的君主制，建立了葡萄牙共和國。作為一個新生的政治體制，共和國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視覺語言來取代舊有的王室象徵，並向國內外展現新的國家身份與價值觀。這種需求旨在鞏固共和國的合法性，同時向人民傳達自由、平等與繁榮的共和理念。

    在這一背景下，郵票成為官方傳播共和價值的理想工具之一。郵票不僅是一種實用物品，與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更是一種彰顯國家主權的象徵。更重要的是，郵票具有流動性，能夠在國內外廣泛傳播，充當一種“流動的宣傳物”。通過設計精美且具有象徵意義的郵票，共和國能夠將其核心價值傳達給廣大民眾乃至國際社會。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一九一一年，葡萄牙政府舉行了一次公開的郵票設計比賽，邀請藝術家提交能代表共和國精神的設計方案。在眾多參賽作品中，由藝術家Constantino de Sobral Fernandes設計的《五穀女神》郵票最終脫穎而出（圖一），郵票設計以“祖國”及“穀神星”為概念，然而，這個精美設計卻在實際製作中面臨了技術挑戰。負責雕刻郵票印刷模板是JoséSér

    gio de Carvalho e Silva，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雕刻師，但儘管他有專業背景，仍未能成功地將設計稿完整且精美地轉化為郵票成品，由於雕刻技術的局限性導致這次成果未能充分展現出設計的原本美感。最終在一九三○年，當時葡萄牙鑄幣廠再次發行《五穀女神》郵票，此次郵票印刷模板為Arnaldo Fragoso雕刻，效果比之前的要精美得多。

    二、《五穀女神》郵票的象徵意涵

    《五穀女神》郵票的形象融合了古典神話與現代政治的象徵元素，展現了一九一○年代葡萄牙的核心價值。首先作為郵票設計的主題，五穀女神頭戴弗里吉亞帽（圖二），而弗里吉亞帽在法國大革命中是廣為人知的自由象徵，代表着反抗壓迫與追求解放的精神。這一形象傳遞了共和國對自由、平等與繁榮的追求。其次，作為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葡萄牙通過五穀女神的形象強調了土地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並以此喚起人民對土地的珍視，以及能夠擁有土地的感恩。再者，五穀女神作為女性化的國家象徵，展現了一種柔性力量，以母性的姿態體現了國家作為孕育者的角色。這種女性化的國家形象與傳統的陽剛力量形成鮮明對比，傳遞了葡萄牙共和國追求和平與穩定的政治理念。

    當然，在我們審視此一設計時，也不能忽略這種柔性力量在使用的同時也突顯了女性在政治領域中所處的被動地位。五穀女神更多地被用來代表國家理想，而非真正賦予女性在政治領域與社會活動中的平等地位。她的象徵性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性別與權力的不平等分配，這是女性作為國家象徵時所面臨的一種悖論。

    三、澳門版《五穀女神》郵票的發行與特徵

    一九一三年，澳門也發行了《五穀女神》郵票（圖三），及後在葡萄牙其他屬地發行及流通。圖案充分展現了當時葡萄牙的文化與政治影響，以及如何通過視覺符號進行跨地域的擴散與再現。這些郵票不僅在視覺上統一了葡萄牙視覺象徵體系，同時，郵票這一日常通用之媒介也傳遞了葡萄牙共和國的價值觀。

    澳門首次發行的《五穀女神》郵票，其版本的特點體現了二十世紀初葡萄牙郵政體系在澳門的在地化，以及根據當地需求進行的設計調整。與葡萄牙本土版本相比，澳門版郵票在設計上進行了多處修改，以更符合澳門的地方特色與實際需要。首先，澳門版《五穀女神》郵票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首次發行，共包含從1/2分到3圓不等的十六種面值，使用粉面紙印製。其設計延續了葡萄牙本土《五穀女神》郵票的基本圖像，郵票中五穀女神的頭部兩側新增了兩個盾牌圖案，用於標示當時澳門的貨幣單位與面值，這一設計細節在葡萄牙版本中並不存在。由於這套郵票是為了統一葡萄牙本土及屬地的使用，其下方特別設置了白色方格，用於印上不同地區的名稱。在澳門版本中，白色方格內印有“MACAU”字樣，這一元素成為其顯著的區別特徵。同時，葡萄牙本土版本的“CORR

    EIO”字樣被移至郵票右側位置，以適應屬地版本的整體設計佈局。

    此外，《五穀女神》郵票在澳門的流通時間長達數十年，並進行了多次材質改良、重新設計與改值。例如，一九一九年發行的新版本採用了光面紙（GLAZED PAPER），同年部分郵票還被加蓋改值，以適應澳門郵政的實際需求。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四年，澳門又陸續發行了多個版本，使用瓷面紙（ENAMEL-SURFACED

    PAPER）與光面紙，並調整齒孔大小，這種多樣化設計顯示出郵票技術的不斷革新與對市場的適應。值得注意的是，《五穀女神》郵票在澳門不僅僅是郵政用途，也承載了文化與政治功能。例如，一九二六年，為慶祝澳門工業展覽，當局特地在郵票上加蓋“EXPO

    SIÇÃO INDUSTRIAL 1926”，發行了紀念郵票。一九三一年，郵票再次被加蓋改值，展現了當時郵政系統的靈活性與實用性。

    四、女性擬人化象徵的文化背景

    女性形象作為國家象徵的歷史源遠流長，可追溯至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當時，女性經常被用來象徵城市或抽象概念，如和平與正義。雅典娜便是典型例子，她不僅是智慧與戰爭女神，也是雅典城的化身，象徵該城市的文化與價值觀。這些女性形象通常帶有母性與守護的意涵，展現出柔性力量的重要性。

    到了近代，女性擬人化象徵被賦予更強烈的政治意涵。法國的瑪麗安娜（Marianne）是其中的代表性案例。她的形象最早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期間，成為自由與共和的象徵，並迅速應用於藝術作品、硬幣及郵票中。瑪麗安娜通常被描繪為頭戴弗里吉亞帽的女性，象徵對抗壓迫與追求解放的精神。在法國第一共和國建立後，她成為共和價值的化身，代表自由、平等與博愛。

    瑪麗安娜的形象在法國的文化與政治歷史中留下深刻印記。十九世紀，弗朗索瓦·魯德（François Rude）創作位於巴黎凱旋門的雕塑《馬賽曲》（圖四），以瑪麗安娜為原型，呈現她帶領人民起義的激昂姿態，彰顯革命的熱情與力量。二戰後，瑪麗安娜被賦予新的政治意涵，成為法國抵抗運動的象徵（圖五），代表對法西斯主義的堅決反對。同時，瑪麗安娜的形象也成為法國國會徽章的重要組成部分，展現了共和體制的持續性與價值延續。

    然而，女性化國家象徵的運用同時也體現了性別角色的局限性與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女性主義學者指出，女性身體經常被用作國家記憶的載體，將女性定位為國族論述中的“被動參與者”，而非真正的行動主體。這種象徵性的使用，不僅削弱了女性的社會與政治角色，也強化了父權制的敘事框架。

    五、性別化國家身體的反思

    《五穀女神》郵票中的女性形象作為國家象徵，揭示了性別與政治之間的深層矛盾與複雜性。儘管這一形象以母性化的柔性力量傳遞共和國的自由與繁榮價值，實質上卻更多地服務於男性主導的政治敘事，而非賦予女性真正的政治能動性與平等地位。《五穀女神》的設計中，手持穀物與鐮刀象徵土地的豐饒與國家的孕育角色，這種柔性形象雖與傳統男性化國家象徵如軍事英雄形成鮮明對比，但依然將女性角色限制在象徵層面。

    朱迪斯 · 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其著作《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中指出，性別是一種由社會規範不斷建構的“表演”。在這一理論下，《五穀女神》郵票的女性形象作為柔性力量的展現，實則反映了父權意識形態的隱性支配。柔性力量雖在設計中體現為和平與穩定的價值，但僅作為國家理想的象徵符號，而未能挑戰男性化的政治結構，從而將女性角色固定為被動的符號化存在。

    這類性別化象徵經由郵票的廣泛流通被重複強化，進一步內化為文化規範。五穀女神作為母性的代表，固化了女性與柔性、感性之間的刻板聯繫，掩蓋了性別角色的不平等結構。例如，與法國瑪麗安娜（Marianne）的形象相似，五穀女神被賦予“國家的愛人”或“母親”的象徵角色，而非真實的政治參與者，這種設計彰顯了柔性力量的去能動化特徵。這一現象不僅限制了女性在政治與文化建構中的多樣角色，也進一步鞏固了父權框架。

    柔性力量的象徵意涵並非無法改變，為了突破其附屬於父權敘事的局限，可以考慮重新構建女性化國家象徵，使其賦予女性更多的能動性。例如，設計中融入智慧與創新等非性別化特徵，挑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或賦予女性象徵更多在政治與經濟領域中的主體地位。如此，柔性力量將不僅僅是傳遞國家理想的工具，更可以成為解構與重塑性別秩序的重要象徵。

    結  論

    透過對郵票設計的分析，我們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去發現，《五穀女神》郵票作為葡萄牙共和國的重要象徵，不僅展現了自由、平等與繁榮的共和價值，也深化了葡萄牙與其屬地之間的文化聯繫。在這一過程中，五穀女神的形象以女性化國家身體的形式，傳遞了柔性力量與政治理想，成為國家建構與文化傳播的核心元素。

    此外，可以看出國家擬人化形象以賦予女性特徵的特定方式，進一步強化了傳統性別角色。

    這些女性化的國家象徵雖然在文化與歷史背景中呈現出多樣性，這些形象不僅反映了歷史語境中的性別觀念，也影響了國家身份的建構，從而在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層面產生深遠影響。

    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及研究一九三四年發行《航海紀念碑》、《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及新版《五穀女神》郵票，這3枚郵票同樣以“共和女神”變體出現，我們可以探討這些郵票如何在葡萄牙“新國家”政權下的使用，並結合當代女性主義理論，深究其更多元的意涵。例如，研究這些象徵如何在不同時期適應文化與政治需求，或如何挑戰性別刻板印象等，這些，都將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理解性別與國家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

    國家擬人化形象，特別是女性化象徵，既是歷史的見證，也是改變歷史的重要力量。它不僅通過視覺化的手段連結了過去與現在，還成為塑造文化身份與社會特徵的關鍵元素。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設計學博士研究生

    楊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