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東原震

    讀清人書法絕句

    陳懷萱

    成童推考考亭非，分理絜情求指歸。

    民欲遂生真孔孟，力排閩洛辨幾微。

    休寧戴東原，名震，乾隆間以經學考據名天下，多有撰著。久困禮闈，以舉人召修四庫書，春試復不售，特旨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異數也。治經嚴於心性理欲之辨，謂“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力斥宋儒舍情求理之失。世之言東原之學多矣，予謂以其門下士段若膺所論最堪玩味。其言聖人之道在六經，舍六經無以求其義理，既得之，已而施之家國天下。然則義理何繇求得？東原謂“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故其學綜音聲故訓、象數名物、天文推步，與乎陰陽氣化、道德性命，人事之善惡是非，莫不究其實。由考覈以通性與天道，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求東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見段撰《戴東原集序》。東原考覈精審，見諸《詩補傳》、《考工記圖》、《句股割圜記》、《七經小記》諸書。善駁難，故其文章雄辯滔滔。年十歲始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塾師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因問“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何時？”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見《戴東原先生年譜》。以程朱入於老莊釋氏，改老釋之指神識者以指理，以理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此解經，遂失孔孟之理義。又曰：“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更淆以無欲之說，禍斯民益烈。此其所以謂“以理殺人”。善比喻，曰六書九數如轎夫舁人，以六書九數盡我，是誤認轎夫為轎中人。又謂子孫未睹祖父之貌，誤圖他人之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有何傷。然他人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實誘吾族以化為彼族。乃指程朱背六經孔孟之旨，因撰《孟子字義疏證》以正人心。長於考辯，以訓詁求義理，究極天地人之辨，王述庵推為本朝治經之首。淹貫精通如錢竹汀、汪容甫、淩仲子等皆力稱之，而惡之者斥為狂妄。從游於同邑前輩江慎修，有背師之說。大內校《水經注》，有剽襲趙一清本、全祖望本之嫌，聚訟紛紜。姚惜抱於科第為前輩，於年齡為後生，合義理、考據、文章為學問之三端，與東原之說暗合，不知事實孰為之先，乃謂其“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甚矣”，“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當意有所指。段若膺之序戴集在其師身後十有五年，蓋棺定論，但言其師自述生平著作以《孟子字義疏證》為第一，而於其師之言程朱之天理人欲噤口不言，顧其意亦不盡許可乎？未可知也。東原嘗曰：“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為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湛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今人視之，依人性而言天理人欲，道理具在，使有偏狹，無礙其為大儒也。此戴東原行書七絕，筆跡殊灑落，其詩云：“華山烟暖鳳凰鳴，天下此時真太平。獨怪周公却多事，朝朝握髪待羣英。”款識“戴震”，鈐白文印“葺荷散人”，其號也。詩不詳作者，周公握髪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東原生丁乾隆盛時，天下太平，亦有所待乎？處盛世而貧窶終身，年三十閉戶著《屈原賦注》，與麵店相約，日取麵屑為食，顧亦卑者賤者歟？故能體恤下情而知民欲在遂生，予故疑此詩為東原所作矣。迨其釋褐之第二年遽歸道山，未見用於國家，惜哉。若膺言學問文辭之不工又其末，則東原之詩或書皆以人重，工與不工，抑又其末矣。